含辛茹苦撫養的兒子，卻發現原來不是親生的，要求對方精神損害賠償，能否獲支持？近日，一起涉“欺詐性撫養”的離婚案件，判決準許原告葉某和被告葛某二人離婚，被告葛某支付原告葉某精神損害撫慰金40000元。 原來，在2019年9月，葉某(男)與葛某(女)相識，并于2022年5月舉行婚禮儀式。同年9月，葛某生育一子葉某某。2023年2月，兩人正式登記結婚。后因給孩子葉某某上戶口需要親子鑒定材料，于是葉某就帶孩子葉某某到鑒定機構進行親子鑒定。經兩次鑒定，結論為：排除葉某為葉某某的生物學父親?，F葉某起訴要求離婚，并要求被告葛某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50000元。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夫妻應當互相忠實。葛某作為妻子，在與葉某共同生活期間與他人非婚生育葉某某，并向葉某隱瞞了葉某某并非葉某親生的事實，使得兩人的夫妻感情完全破裂，最終判決葉某與葛某離婚。 被告的上述行為，同時也使葉某陷入錯誤認識而履行撫養義務，這不僅侵害了葉某人格權益，亦給葉某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故葉某有權要求葛某支付精神損害賠償。 結合葛某過錯程度，法院遂酌定葛某支付葉某精神損害撫慰金40000元。判決后，原告葉某不服提起上訴，寧波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現判決已生效。
法律層面的欺詐性撫養構成要件：
主觀上：撫養人（葉某）對 “非親生子女” 事實存在錯誤認知，而義務人（葛某）明知該事實卻故意隱瞞（如明知孩子非葉某親生，仍以配偶身份讓其承擔撫養責任）；
客觀上：撫養人實際履行了撫養義務（如葉某參與孩子出生、日常照料、戶口辦理等）；
結果上：撫養人的人身權益（如人格尊嚴、配偶權）與財產權益（如撫養費支出）因錯誤認知受損。
本案事實的差異化分析：
原告葉某代理人的主張邏輯：會聚焦 “葛某明知孩子非葉某親生卻隱瞞” 的核心事實 —— 如葛某在婚前或婚姻存續期間，知曉孩子生物學父親另有其人，卻未向葉某披露，導致葉某基于 “親生父親” 的錯誤認知，參與孩子出生、撫養及戶口辦理，符合欺詐性撫養的構成要件；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潛在抗辯方向：可能以 “自身對孩子生父身份存在模糊認知”“未刻意隱瞞” 為由，否認 “欺詐故意”，但需舉證證明（如提交自身與孩子生父的交往記錄，證明不知曉孩子生父具體身份），否則難以推翻 “故意隱瞞” 的推定。
法律層面的精神損害賠償適用條件：
存在 “侵害人格權益” 的違法行為（如葛某隱瞞孩子非親生的行為，侵害葉某的配偶權、人格尊嚴權）；
違法行為與 “精神損害” 存在直接因果關系（如葉某因知曉真相陷入精神痛苦，甚至影響正常生活）；
侵權人主觀上存在過錯（葛某故意隱瞞的行為具有明顯過錯）。
本案事實的差異化分析：
原告葉某代理人的主張邏輯：會援引《民法典》第 1091 條 “其他重大過錯” 條款（司法實踐中，欺詐性撫養常被認定為 “重大過錯”），結合兩次親子鑒定報告（證明非親生事實）、葉某參與撫養的證據（如孩子出生醫療費用支付記錄、日常照料照片），主張葛某的隱瞞行為不僅導致夫妻感情破裂，更嚴重侵害葉某的人格尊嚴，造成極大精神傷害，應支持精神損害賠償；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抗辯策略：可能以 “精神損害程度未達嚴重標準”“葉某實際撫養時間較短（2022 年 9 月至 2023 年親子鑒定，約半年）” 為由，請求降低賠償數額，但難以否認 “精神損害存在” 的事實 —— 因欺詐性撫養對撫養人而言，涉及 “親子關系認知顛覆”，通常會被認定為 “精神損害已達嚴重程度”。
法律層面的數額裁量標準：
侵權人的過錯程度（如葛某隱瞞的故意程度、是否存在多次隱瞞行為）；
侵權行為的具體情節（如隱瞞時間長短、對撫養人生活的影響范圍）；
侵權行為造成的后果（如葉某是否因精神痛苦產生心理疾病、社會評價是否受損）；
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如葛某的收入水平、財產狀況）；
受訴法院所在地的平均生活水平（寧波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對賠償數額的影響）。
本案事實的差異化分析：
原告葉某代理人的主張邏輯：會強調 “兩次親子鑒定確認非親生” 的情節（證明事實確鑿，葉某經歷兩次認知沖擊）、“婚姻存續時間短卻承受重大欺騙”（2023 年 2 月登記結婚，同年即發現真相，婚姻基礎因欺詐破裂），主張 50000 元賠償符合侵權情節與損害后果；
被告葛某代理人的抗辯邏輯：可能提交自身經濟狀況證明（如低收入、需獨自撫養孩子），請求法院酌情降低數額，而法院最終酌定 40000 元，正是平衡了 “葛某過錯程度” 與 “其經濟能力” 后的合理結果。
核心證據清單：
證明欺詐性撫養的證據：
兩次親子鑒定報告（加蓋鑒定機構公章，明確排除葉某為孩子生物學父親，證明 “非親生” 事實）；
婚姻登記材料、婚禮儀式記錄（證明葉某與葛某存在合法婚姻關系，葉某基于配偶身份履行撫養義務）；
孩子出生證明、醫療費用支付記錄（證明葉某以 “父親” 身份參與孩子出生，支出相關費用）；
戶口辦理材料（證明葉某為給孩子上戶口，主動申請親子鑒定，進一步佐證 “錯誤認知”）；
證明精神損害的證據：
心理診療記錄（如葉某知曉真相后因精神痛苦就醫的診斷證明）；
證人證言（如親友證明葉某在知曉真相后情緒崩潰、生活狀態明顯惡化）；
葛某的過錯證據（如葛某與孩子生父的聊天記錄、通話錄音，證明其明知孩子非葉某親生卻隱瞞）。
法律論證框架：
核心證據清單：
否認 “故意隱瞞” 的證據（若存在）：如葛某與孩子生父的交往記錄，證明其在孩子出生時對生父身份存在不確定性（如僅知曉交往事實，不知曉孩子生父具體信息）；
減輕過錯的證據：如葛某在婚姻存續期間履行家庭義務的證據（如照顧葉某生活、承擔部分家庭開支），證明自身并非 “完全過錯”；
降低賠償數額的證據：
經濟能力證明（如低工資收入證明、負債記錄，證明無力承擔高額賠償）；
孩子撫養需求證明（如孩子的醫療、教育支出記錄，證明需預留費用撫養孩子）；
葉某實際損失的反駁證據（如證明葉某在撫養期間實際支出的撫養費數額較低，間接說明精神損害后果有限）。
法律論證框架：
針對過錯程度：主張 “自身對孩子生父身份認知存在偏差，非惡意欺騙”，降低主觀過錯程度；
針對賠償數額：援引《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 5 條，強調 “自身經濟能力有限”“葉某撫養時間較短（約半年）”“精神損害未造成嚴重器質性傷害”，請求法院將賠償數額降至 30000 元以下；
針對離婚后果：主張 “婚姻破裂系雙方溝通不暢導致，非單一過錯”，避免承擔全部責任，但需舉證證明（如提交婚姻存續期間的溝通記錄，證明雙方存在其他矛盾）。
賠償支持的合法性：
賠償數額的裁量公正性：
過錯程度：葛某的隱瞞行為具有明顯過錯，但未存在 “多次欺騙”“與他人長期保持不正當關系” 等更嚴重情節；
損害后果：葉某雖遭受精神沖擊，但撫養時間較短（約半年），未因長期撫養形成更深的情感依賴，精神損害程度未達 “極端嚴重”；
經濟現實：寧波地區的平均生活水平與葛某的潛在經濟能力（需獨自撫養孩子），決定 40000 元既體現對過錯行為的懲戒，又避免給葛某造成過重生活負擔。
婚前與婚姻存續期間的權益保護：
若對配偶的生育情況存在疑慮，可在婚前或婚姻存續期間（如備孕、孩子出生后），與配偶協商進行親子鑒定，避免后續陷入欺詐性撫養；
參與孩子撫養過程中，保留相關證據（如醫療費用支付記錄、日常照料憑證），若后續發現非親生事實，可作為 “實際履行撫養義務” 的依據；
發現欺詐性撫養后的應對：
及時固定 “非親生” 證據：優先選擇具有司法鑒定資質的機構進行親子鑒定，確保報告的法律效力；
同步主張雙重權益：除精神損害賠償外，可依據《民法典》第 1088 條，主張返還婚姻存續期間支出的撫養費（如孩子的生活費、教育費、醫療費），需提交撫養費支出明細（如銀行轉賬記錄、購物發票）；
避免過激行為：通過法律途徑維權，切勿因情緒激動采取騷擾、威脅等違法手段，以免承擔額外法律責任。
代理撫養人（如葉某）：
核心是 “雙證并舉”：既要證明 “欺詐性撫養構成”（如親子鑒定報告、隱瞞事實的證據），又要證明 “精神損害程度”（如心理診療記錄、證人證言）；
賠償主張的技巧：結合當地同類案件的賠償數額（如寧波地區類似案件賠償多在 3-5 萬元），合理確定訴求金額，避免因過高訴求導致法院大幅調低；同時可同步主張撫養費返還，形成 “精神 + 財產” 雙重維權路徑。
代理過錯方（如葛某）：
核心是 “降低過錯與賠償”：若無法否認欺詐性撫養，可從 “過錯程度較輕”（如非惡意隱瞞）、“經濟能力有限”“孩子撫養需求” 等角度，請求法院降低賠償數額；
證據重點：提交自身經濟狀況證明、孩子的撫養支出憑證，同時避免承認 “故意隱瞞” 的關鍵事實（如不主動提及與孩子生父的交往細節），減少不利證據。
欺詐性撫養的認定需緊扣 “故意隱瞞 + 實際撫養”，無需以 “長期撫養” 為前提，短期撫養只要存在故意隱瞞，仍可構成；
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需綜合 “過錯程度、損害后果、經濟水平”，避免 “一刀切”，體現個案公平；
離婚判決需將 “欺詐性撫養” 與 “感情破裂” 直接關聯，明確過錯方對婚姻破裂的主要責任，維護婚姻中的誠實信用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