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護人本應當按照最有利于被監護人的原則履行監護職責，卻擅自處分被監護人財產，侵害被監護人財產權益。近日，上海市虹口區人民法院審理了一起新監護人要求原監護人返還被監護人財產糾紛案，判決原監護人向原告劉先生退還錢款70萬元。

　　2010年，患有精神分裂癥的劉先生開始長期入住某區精神衛生中心。彼時，他已退休，未婚無子女，父母也早已離世，身邊僅有一位大姐和兩位妹妹。退休后的劉先生經濟來源穩定：每月有5000余元退休金，精神衛生中心的護理費可由原工作單位部分報銷，還有每月600元車補、300元殘疾補助金以及每季度300元的敬老卡補貼。此外，劉先生患病前生活節儉，無大額開銷，攢下了一筆可觀的積蓄。

　　從2010年到2023年的13年間，經三姐妹協商一致，劉先生名下的3個銀行賬戶、各類證件及存折均交由大姐實際掌控與管理，日常開支記賬也由大姐負責。在此期間，兩位妹妹對大姐的管理從未產生過異議。

　　轉折發生在2023年。三姐妹因父母遺產分配問題爆發爭執，幾番訴訟下來，彼此間的嫌隙逐漸加深，連帶著對劉先生財產的管理方式也開始各持己見。隨后，兩位妹妹向法院申請宣告劉先生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請求指定自己為監護人。法院審理時發現，大姐多次從劉先生賬戶中取現，且存在財產混同的可能性，在劉先生名下財產明細尚未明確的情況下，兩位妹妹相比大姐更適合擔任監護人。最終，法院依法宣告劉先生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并指定其兩位妹妹為法定監護人。

　　監護人變更后，大姐將劉先生的銀行賬戶、存折等資料移交給兩位妹妹。接手后，兩位妹妹卻意外發現：過去13年間，大姐從劉先生賬戶中取現及轉賬的金額竟高達135萬元。

　　圍繞這135萬元的去向與用途，三姐妹爭執不下。最終，兩位妹妹以劉先生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將大姐起訴至虹口區法院，要求其向劉先生返還135萬元。

　　庭審中，原、被告雙方各執一詞。兩位妹妹認為，大姐取出的135萬元中，僅有少量用于劉先生的生活，絕大部分都被大姐挪作私用。大姐則辯稱，自己多年來一直悉心照料劉先生。從2010年起，每月都會將劉先生從精神衛生中心接出居住，所住房屋是用劉先生的積蓄租住的，在劉先生不住時由自己和女兒一家使用，房屋租金逐年上漲，是一筆不小的開支。除此之外，劉先生的日常花費、其他房屋的物業費、外出就醫費用等也均由自己承擔。同時，大姐提出，2023年前兩位妹妹從未對劉先生的賬目進行核對，即便兩位妹妹有異議，也只能主張2023年成為監護人后的費用，且應由兩位妹妹舉證證明錢款被自己私用。

　　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大姐處分劉先生財產的行為是否侵害其合法權益，若構成侵害，應返還多少金額”是本案爭議焦點。

　　首先，被告大姐自2010年起至2023年9月期間，實際履行對劉先生的監護職責。從社會生活常識來看，劉先生作為自然人，飲食起居、治病就醫等基本需求必然產生費用，被告為履行監護責任支出日常費用本屬合理。但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劉先生長期居住在精神衛生中心，根據2010年其原工作單位確定的護理費報銷政策以及劉先生自身的退休金收入，其日常生活開支已能被單位報銷和退休金完全覆蓋，僅在外出就醫、外出居住及監護人探望等少數情況下，才可能產生特殊費用。

　　其次，被告主張的裝修費等大額支出，未能提供對應的票據或支付憑證，費用支出的真實性與合理性缺乏有效證據支撐，存在明顯不規范之處。被告及其家人長期居住在由劉先生支付租金的房屋中，還使用劉先生的錢款花費數十萬元對房屋進行裝修；即便在劉先生因身體狀況無法外出居住的幾年里，被告一家仍繼續居住在該房屋，租金始終由劉先生承擔。上述費用支出，顯然超出了“為劉先生利益”的監護職責范疇，難以認定為合理支出。

　　再次，在案證據顯示，13年間劉先生從精神衛生中心外出的次數總計僅66次，且每年外出就醫的次數為6至8次，即便加上每年家庭聚餐等費用，這些合理開支的總額有限，更不可能全部由劉先生一人承擔。在此情況下，被告在13年間從劉先生賬戶取現及轉賬的金額合計達135萬元，已遠超合理開支的限度，明顯存在侵害劉先生財產權益的情形。

　　綜合考量各項費用支出的必要性、合理性以及被告對劉先生財產的實際處分情況，法院作出一審判決：酌情認定被告大姐應向原告劉先生退還錢款70萬元。一審判決后，各方均服判息訴。

       結合無民事行為能力人財產監護糾紛的特殊性（原監護人擅自處分財產、監護權變更、合理支出認定），我將延續實務指南框架，從核心爭議認定、證據聚焦、法律適用、實操建議四個維度，拆解此類監護人侵害被監護人財產權益案件的處理要點，突出 “財產保護優先” 與 “合理支出舉證” 的核心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