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事務所咨詢一起原戀愛關系當事人之間的民間借貸糾紛，在承辦法官的耐心調解下，曾是情侶的原、被告消除心結，達成還款協議，既維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也彰顯了司法溫情。

　　原告蘇某與被告車某曾為戀人。戀愛期間，車某因資金周轉困難向蘇某借款6000元，后兩人感情破裂分手。蘇某多次催要欠款無果，無奈之下訴至輝南人民法庭，要求車某償還借款本金及相應利息。

　　案件受理后，承辦法官仔細梳理卷宗，發現案件事實清晰，但考慮到雙方曾有親密關系，若直接判決，可能無法消除彼此對立情緒，甚至激化矛盾。為實現“案結事了人和”的目標，法官決定優先采用調解方式解決糾紛。

　　調解之初，雙方分歧明顯。車某對部分借款事實和金額提出異議，稱部分款項是戀愛期間的共同消費或贈予，不應算作借款；蘇某則倍感委屈，認為自己在對方困境時伸出援手，如今卻面臨“人財兩空”的局面，情緒激動。

一、案件核心矛盾拆解：從 “情感關聯” 到 “財產對立” 的沖突演進 （一）矛盾起點：戀愛期間 “資金往來” 的性質模糊 表層爭議：6000 元款項是 “借款” 還是 “共同消費 / 贈與” 蘇某主張 6000 元為車某因資金周轉的借款，需償還本金及利息；而車某抗辯部分款項是戀愛期間的共同消費（如約會吃飯、旅行開支）或無償贈與（如節日禮物、日常補貼），不應納入借款范圍。這種爭議的核心源于 “戀愛關系的特殊性”—— 情侶間資金往來常缺乏明確的 “借貸合意” 憑證（如借條、借款合同），款項用途也易與 “情感維系支出” 混淆，導致雙方對款項性質的認知完全對立。 潛在隱患：情感破裂后的 “認知偏差” 與 “情緒對抗” 戀愛關系存續時，雙方可能因 “信任” 或 “不好意思” 未明確資金性質；但感情破裂后，這種 “模糊性” 成為矛盾導火索：蘇某可能將 “曾幫助對方” 視為 “善意借款”，認為車某的抗辯是 “賴賬”；車某則可能將 “共同消費 / 贈與” 視為 “情感付出的一部分”，認為蘇某的追討是 “分手后的過度計較”。這種 “認知偏差” 疊加 “情感背叛感”，使矛盾從 “財產糾紛” 升級為 “情緒對立”，若處理不當，易引發更激烈的沖突。 （二）矛盾焦點：借貸關系的認定關鍵 ——“合意” 與 “用途” 的舉證 核心爭議一：是否存在 “借貸合意” 根據《民法典》第 667 條，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借貸合意” 是成立借貸關系的核心前提。本案中，蘇某需舉證證明 “雙方明確約定該 6000 元為借款”，如提交包含借款意思表示的聊天記錄（如車某說 “這 6000 元我周轉用，之后還你”）、轉賬備注（如 “借款”“周轉金”）等；若蘇某無法提供此類證據，車某關于 “贈與 / 共同消費” 的抗辯就可能被采納。這與普通民間借貸案件中 “需明確借貸合意” 的裁判規則一致，但因 “戀愛關系” 的存在，舉證難度更高。 核心爭議二：款項用途是否為 “個人周轉” 而非 “共同消費” 即使存在初步借貸合意，車某仍可通過舉證 “款項用于共同消費” 否定借款性質。例如，車某若能提供戀愛期間的消費記錄（如兩人共同旅行的機票、酒店訂單，且支付時間與蘇某轉賬時間重合），或證人證言（如共同朋友證明該款項用于兩人約會開支），則可主張部分款項不屬于借款；反之，若蘇某能證明款項直接用于車某的個人事務（如車某償還自身債務、支付個人醫療費用），則更易認定借貸關系成立。 （三）調解難點：情緒對抗下的 “事實厘清” 與 “利益平衡” 情緒干擾事實認定 調解之初，蘇某因 “人財兩空” 的委屈情緒激動，可能夸大借款事實或忽視部分款項的消費屬性；車某則可能因 “被追討” 的抵觸心理，否認合理的借款部分。這種情緒對抗導致雙方難以冷靜溝通，甚至互相指責，給事實厘清帶來阻礙 —— 法官需先疏導情緒，再引導雙方聚焦款項細節，避免 “情緒壓倒理性”。 利益平衡的兩難 若完全支持蘇某的訴求，可能忽視車某提出的 “共同消費 / 贈與” 事實，導致車某覺得不公；若過度認可車某的抗辯，又可能損害蘇某的合法債權，違背 “欠債還錢” 的基本準則。法官需在 “保護債權人權益” 與 “尊重情感期間的特殊支出” 之間找到平衡點，既不縱容 “借戀愛逃避債務”，也不苛責 “戀愛期間的正常付出”。

       二、調解策略解析：司法溫情下的 “情緒疏導 + 事實厘清 + 利益讓步” （一）第一步：情緒疏導 —— 化解對立，重建溝通基礎 共情式傾聽，緩解情緒張力 承辦法官首先會分別與蘇某、車某溝通，傾聽雙方的 “情感訴求” 而非僅聚焦 “財產爭議”：對蘇某，認可其 “在對方困境時伸出援手” 的善意，理解其 “被辜負” 的委屈；對車某，理解其 “分手后面對追討” 的抵觸，同時引導其正視 “資金往來的客觀事實”。通過 “共情” 減少雙方的對立情緒，讓蘇某從 “憤怒指責” 轉為 “理性陳述”，讓車某從 “全盤否認” 轉為 “部分認可”，為后續溝通鋪墊基礎。 強調 “調解優勢”，降低對抗預期 法官會向雙方說明 “調解與判決的差異”：判決雖能明確權利義務，但可能加劇矛盾，甚至導致雙方后續 “老死不相往來”，且執行過程中可能面臨阻力；而調解可由雙方自主協商解決方案，既能快速解決糾紛，又能最大程度減少情感傷害，為未來可能的 “和平相處”（如涉及共同社交圈）留有余地。尤其針對曾為戀人的雙方，“案結事了人和” 的調解目標更易引發共鳴，促使雙方愿意放下對抗，參與協商。 （二）第二步：事實厘清 —— 逐項核對，明確款項性質 “時間 + 金額 + 用途” 三維核對 法官會引導雙方按 “時間順序” 梳理 6000 元款項的構成，逐項確認每一筆資金的金額、轉賬時間及用途： 對蘇某主張的 “借款”，要求其提供轉賬記錄（如微信、支付寶、銀行流水），并說明每筆款項的借款背景（如車某當時為何需要周轉、雙方如何約定還款）； 對車某主張的 “共同消費 / 贈與”，要求其提供對應證據（如消費憑證、聊天記錄中提及的 “禮物”“約會開支”），并核對消費時間與轉賬時間是否匹配； 通過 “逐項核對”，將模糊的 “6000 元總款” 拆解為 “明確的借款部分 + 共同消費部分 + 贈與部分”，減少 “籠統爭議”，讓雙方對款項性質有更清晰的認知。 援引類似案例，明確法律邊界 法官會結合司法實踐中 “戀愛期間民間借貸” 的裁判規則，向雙方釋明： 若存在明確的借貸合意（如聊天記錄、借條），或款項用于對方個人事務（如償還個人債務），即使是戀愛期間，也應認定為借款，需承擔還款責任； 若款項用于雙方共同消費（如約會、旅行），或明確為贈與（如 “這是給你的禮物，不用還”），則不構成借款，無需償還； 通過 “釋法” 讓雙方了解自身主張的法律依據與風險，避免因 “不懂法” 導致的不合理預期 —— 如蘇某需明白 “無證據的贈與部分無法主張返還”，車某需清楚 “有證據的借款部分必須償還”。 （三）第三步：利益讓步 —— 靈活協商，達成雙贏方案 “部分認可 + 分期還款” 的核心方案 在事實厘清的基礎上，法官會引導雙方做出利益讓步： 車某可能認可 “部分款項為借款”（如剔除共同消費 / 贈與后，確認 4000 元為借款），放棄 “全盤否認” 的抗辯； 蘇某可能同意 “放棄利息主張” 或 “延長還款期限”，減少車某的還款壓力，同時確保本金能收回； 例如，最終達成的方案可能是 “車某于 3 個月內分 2 期償還蘇某借款本金 4000 元，蘇某放棄利息主張”—— 該方案既保護了蘇某的核心債權，又減輕了車某的負擔，避免因 “高額利息” 或 “一次性還款” 導致車某無力履行，實現 “雙方利益最大化”。 “書面協議 + 自愿履行” 的保障措施 調解達成后，法官會協助雙方簽訂書面調解協議，明確以下內容：一是確認借款本金金額（如 4000 元）；二是約定還款期限與方式（如 202X 年 X 月 X 日前償還 2000 元，202X 年 X 月 X 日前償還剩余 2000 元）；三是約定違約責任（如逾期還款需按 LPR 支付利息）。同時，法官會強調 “自愿履行” 的重要性，提醒車某按時還款，避免因違約再次引發糾紛；對蘇某，也會建議其在車某履行后，及時出具 “收款證明”，徹底了結糾紛。

     三、法律定性與裁判邏輯：戀愛期間民間借貸的核心規則

（一）借貸關系成立的關鍵：“合意” 與 “證據” “合意” 優先于 “關系” 戀愛關系不影響借貸關系的成立，核心在于雙方是否存在 “借貸合意”。根據《民間借貸司法解釋》第 16 條，原告僅依據金融機構的轉賬憑證提起民間借貸訴訟，被告抗辯轉賬系償還雙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債務的，被告應當對其主張提供證據證明；被告提供相應證據證明其主張后，原告仍應就借貸關系的成立承擔舉證責任。本案中，若蘇某僅提供轉賬記錄，車某抗辯為 “共同消費 / 贈與” 并提供證據，蘇某需進一步舉證 “借貸合意”，否則可能面臨敗訴風險 —— 這與普通民間借貸案件的舉證規則一致，不因 “戀愛關系” 而特殊化。 證據的 “關聯性” 與 “證明力” 能夠證明借貸合意的證據包括：一是書面憑證（如借條、借款合同，需注明借款人、金額、還款時間）；二是電子證據（如聊天記錄中提及 “借款”“還款”，轉賬備注為 “借款”）；三是證人證言（如共同朋友證明雙方曾約定該款項為借款）。而證明 “共同消費 / 贈與” 的證據包括：消費憑證（如雙方共同消費的發票、訂單）、聊天記錄（如 “這是給你的禮物”“今天的飯我請了”）等。法官會根據證據的關聯性與證明力，綜合判斷款項性質，避免 “僅憑關系認定”。 （二）調解優先的司法考量：情感糾紛的特殊性 “案結事了人和” 的價值導向 對戀愛期間的民間借貸糾紛，法院優先選擇調解，并非 “弱化法律”，而是基于 “情感糾紛的特殊性”：判決雖能明確權利義務，但可能讓雙方因 “輸贏” 加劇矛盾，甚至引發報復、騷擾等后續問題；而調解通過 “自主協商”，既能解決財產爭議，又能減少情感傷害，符合 “司法為民” 的宗旨。本案中，法官正是基于這一考量，避免 “一判了之”，通過調解實現了 “糾紛解決 + 情感緩和” 的雙重目標。 調解協議的法律效力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 107 條，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當制作調解書。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與判決書具有同等執行力 —— 若車某未按調解協議履行，蘇某可直接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無需再經過訴訟程序。這既保障了蘇某的債權，又為調解協議的履行提供了法律后盾，避免 “調解流于形式”。

四、實務啟示：戀愛期間資金往來的風險防范與糾紛應對 （一）戀愛期間：明確性質，留存證據 “大額資金” 需明確合意 戀愛期間若涉及大額資金往來（如幾千元以上），建議通過書面或電子方式明確款項性質：若是借款，可出具簡易借條（注明借款人、金額、還款時間），或在轉賬時備注 “借款”，并在聊天記錄中確認 “該筆款項為借款，后續會償還”；若是贈與，可明確說明 “這是給你的禮物，不用還”，避免后續因 “性質模糊” 引發爭議。 留存 “用途證據”，區分消費類型 對共同消費支出，建議留存消費憑證（如發票、訂單），并注明 “共同消費”；對個人借款，留存轉賬記錄及借款背景的溝通記錄（如對方說明資金用途的聊天內容）。這些證據在后續可能的糾紛中，將成為厘清事實、維護自身權益的關鍵。 （二）糾紛發生后：理性應對，依法維權 冷靜溝通，避免情緒對抗 感情破裂后若涉及資金爭議，首先嘗試冷靜溝通，避免互相指責或人身攻擊。可通過 “列清單” 的方式，逐項梳理資金往來，明確雙方對每筆款項的認知，看是否能達成一致；若溝通無果，再考慮通過法律途徑解決，避免因 “情緒沖動” 錯過協商時機。 精準舉證，明確訴求 向法院起訴時，需精準組織證據：一是證明借貸關系成立的證據（如轉賬記錄、聊天記錄、借條）；二是證明借款金額與未償還情況的證據（如總轉賬金額、對方已償還金額的記錄）；三是利息主張的依據（如雙方約定的利息率，或按 LPR 主張逾期利息）。同時，訴求需合理，避免 “夸大金額” 或 “不合理利息”，提高調解或判決的支持概率。 （三）司法與社會：強化引導，減少糾紛 司法層面：完善調解機制，體現溫情 法院可進一步完善 “戀愛期間民間借貸糾紛” 的調解機制，如引入 “家事調解員” 或 “心理咨詢師”，在調解中兼顧 “法律適用” 與 “情感疏導”；同時，通過發布典型案例、庭審直播等方式，向公眾普及 “戀愛期間資金往來的法律規則”，減少因 “不懂法” 導致的糾紛。 社會層面：加強婚戀觀與法律意識宣傳 社區、學校、媒體可通過講座、文章、短視頻等形式，宣傳 “健康婚戀觀”，引導情侶間 “理性對待資金往來”，既不 “談錢傷感情”，也不 “因感情忽視權利”；同時，普及民間借貸的基本法律知識，讓公眾了解 “借貸合意”“證據留存” 的重要性，從源頭減少糾紛發生。

五、結語：情感與財產的平衡，司法溫情的溫度      蘇某與車某的案件，看似是一起簡單的民間借貸糾紛，實則折射出戀愛關系中 “情感與財產” 的復雜交織。情侶間的信任本是美好情感的基礎，但 “模糊的資金往來” 卻可能成為分手后的矛盾導火索。法官通過 “情緒疏導 + 事實厘清 + 利益讓步” 的調解策略，既保護了蘇某的合法債權，又減少了車某的負擔，更避免了情感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彰顯了司法不僅有 “法律的剛性”，更有 “人文的溫情”。 在戀愛與婚姻中，“談錢” 并非 “傷感情”，而是對彼此權利的尊重與保護。明確資金性質、留存相關證據，既是防范糾紛的手段，也是維護情感純粹性的方式 —— 讓感情回歸 “愛與陪伴” 的本質，讓財產爭議有 “法律與理性” 的邊界，這才是對美好情感的真正守護。